第八章 汉口 [下]

夏日旅华记 | 原作: Paul Goldmann

常言困苦出英才,生活在逆境中更需要人们互相帮扶,当看到某人的境遇不比我们更好时,我们更容易对他产生同志般的情谊;而如果看到某人过得比自己好,我们就很容易受不了。可是在东亚,无论是生活条件贫穷或是优渥,人们总能对欧洲人表达极善良的态度。

或许这只是我作为旅行者的错觉,毕竟露水相逢,我们只留意到了光鲜的表面。但我打心底笃信,这里的人们比我们更高尚,因为这里并没有糜烂品德、堕落人格的机由。掌权者不溺于歌颂,于是谄媚逢迎的事情甚少;朝中不喜玩弄政治,因而教条做派和形式主义寥寥;民众摆脱了钳制,远离了桎梏和排挤,人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,故能独当一面,有安静务实的智慧,和干净正直的本质。这再次证明了,自由才是教化人民最好的学校。

德国驻汉口领事馆就在 Melchers & Comp 公司旁边。和蔼的 Kordes 议员作为德国租界的委员,管理着部分的领事权力。

(Kordes先生后来履职公使馆,负责协助公使von Kettler先生。1900年6月20日,公使先生在去往总理衙门的路上遇刺。尽管身负重伤,Kordes先生仍被成功地转移到了德国公使馆。)

众所周知,德国在中国设立了两处殖民地,一个在天津,另一个就在汉口的英国租界那边。虽在城区之外的江畔,但城市边界线能发展延伸过来。因为京汉铁路的火车站计划选址在此,而城市的扩张方向理应朝着这个车站,所以德租界的选址还算是基于不错的远见。德国安排了铁路专家 Hildebrandt 修建了一段铁路堤,还只修到了七里沟,德国工程师就被迫撤离了——这段德国渴求且必须得到的铁路线最终落入了法国手里。法国人已占得铁路修建条约,可以大肆开工建设了,当然,前提是他们能有那么几个钱。总而言之,汉口的德国殖民区设在了一个还不存在的车站边,而车站所服务的是一条还不存在的法国铁路。

上述已然离奇,更荒唐的是,不仅火车站不存在,德国殖民区其实也不能说有。遥望各租界,最冷清的那块便属德国。这是一块没有人愿意定居的区域,德国商人们需毗邻商行居住,而德租界恰远离所有商区;况且若继续住在英租界,他们出门就能看到优美的街道,而不是一片荒野。

德租界中唯一的大工程,是一圈养水牛用的木栅栏。但就如这个殖民区缺民一样,这个水牛园也并没有牛。最初 Arnhold Karbergu 公司希望在此畜水牛,然后出口到海参崴,他们运输了一次,然而没有一头牛能活着到目的地,所以畜牧计划也就泡汤了。

如今来参观汉口德租界,最有意义的景点只能算是租界界碑了。这座灰色石碑高一米五,上刻D.N.(德租界的缩写),下面还刻了些中文,大概就是德国租界的汉字吧。能在中国内陆看到这样一块界碑,令我精神为之一振;而要邂逅到它,却并不是很容易。体力上你需要费些力气寻到这块石头;心理上你得做好准备,当你一大早赶来时,石头可能已经飞走了。为了节约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中国人,偷到它也定能物尽其用,譬如勤劳持家的中国妇女们恐怕不会拒绝拿它来镇宅饰院。如果界碑有思想,它肯定最不想被人吃掉,但中国人的胃未必消化不了它。

如今这个租界地标尚在,如果还能修个中式屋顶翼然其上,也不矢为一处堪玩的景致。一些穷苦的本地人以草席棚子为家,占据了租界的一部分。这些粗陋的住屋可以适应长江的汛枯,随着水位或涨或降,也时进时退。肃清此地的驱逐令早已发出,但这些流浪的茅舍仍静静地停驻在高堤之上。人们蹲坐在舍前,自得其乐地抽着烟,吃着饭,伸着懒腰。光屁股的孩童在满是尘土的地上滚来滚去。家猪被当成宠物一样散养,随处都能看到它们悠闲玩耍的身影,一群小猪背上绒毛还没长齐,紧紧跟着肥硕的黑母猪,奔向满是厨余残渣的草地。

不远处有一个忧郁的中国少年,他坐在矮凳上,吹奏着木笛。悠扬的音乐从笛子里飘出,让人忘却了热闹的周遭。这就是长江边德国领地的日常生活。

据说一旦新的德国领事任职,德国租界风貌会焕然一新。他会整修街道,建筑房屋,甚至着手组织一个商会联盟出来。租界区工会将由一些有名望的德国公司组成(包括德亚银行,Arnhold , Aarberg & Comp 公司以及 Melchers & Comp 公司),他们保证将竭力发展,让租界区的状况配得上国家的形象。

汉口的一些意大利修女主持了一个修道院,并用英语命名为“Daughters of Charity”。她们收养中国女孩,把她们抚养到十八至二十岁,然后嫁给欧洲传教士的中国信徒。这些小女孩们在此学习各种手工活,包括纺制漂亮的蕾丝花边。据称只有做白色花边才会用到中国丝,做黑色花边时则会用法国丝,原因在于用中国丝线做的黑色蕾丝边会逐渐褪色变褐。

在中国的欧洲女士们十分喜欢这些蕾丝花边。在修道院中也会被售卖,虽然价格不菲,但跟我们这边真正的花边比起来也没有那么贵。当人们向她们买东西时,这些修女会非常的高兴。她们不遗余力地搬来大纸箱,拿出蕾丝领口套在自己因苦行而瘦削的肩上,这样顾客就能挑选一下哪个优美的样式最令人心仪。她们是美丽而弱小的妇女,犹如来自意大利的花朵,却在汉口的炙热中渐凋零。当听到她们用的意大利语聊天时,我甚至会感觉有些心痛。这声音优美却又疲惫,充盈着对故乡的眷恋,眷恋那里优雅的宫殿和美好的画作;忽而我有种远离美好的失落感,似被遗弃在了这片受诅咒的土地。

修道院的主持 Paola Vismar,像极了一个温暖的妈妈。当我夸赞她时,她就会害羞地瞪着眼,红了脸。她带领我们参观了修道院,从按中式工序磨面的磨坊,到存放波伦塔的贮藏室;从到四壁萧然,仅装饰着无名圣坛画的小教堂,到森然的学徒室。学徒室中有一些中国女孩,她们坐在低矮的长凳上做着女红。我们走进房间,她们便一齐屈膝行礼,中国人称之为“作揖”。当中最幼的女孩十分胆小,被陌生的欧洲人打量时,她竟伤心地啜泣起来。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教皇利奥十三世的肖像,正就用他那慈祥的眼神注视认真劳作的少女们。

修道院还附属了一个医院,这是最让修女们感到自豪的地方。这儿有令人钦羡的玻璃手术桌,和衙门官员专用的高档病房。她们还一定要我们看望一个比利时病人,然而我们并不太想打扰他,所以只是站在了门槛外。“没关系,请进来吧!”修女低语说,“他病的很严重。”语气中几乎带着一丝急切。那个不幸的病人被炎热击垮了,躺在床上,上方一个普卡扇缓缓摇曳着给他降温。他纹丝不动,似乎感觉不到任何微风,修女用瘦弱的双手给他整理了一下枕头,他也毫无反应。只是侧着头,双眼圆睁,盼着远方。

“他只会不停地念叨,他想回家乡!“修女说道。

家乡有茂密的森林,洋溢着清凉的气息;家乡还有他的母亲,可以伴他与死亡抗争。有时,唯有母亲的帮助能让人获救。这个病人可怜又孤独,让人难过且惋惜。如果在家乡,他或许能活下来;但在汉口,他很可能会死去。对家乡的眷恋改变不了他的厄运,毕竟他离家里的老母亲有着千山万水之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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